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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前平坝部分工商业概况

发布时间:2013-07-09 00:00:00 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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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县介于贵阳与安顺之间,地处滇黔公路要道,经济地位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解放前县城人口不到一万,全县人口约十余万,没有什么轻重工业,很多日常用品均来自外地,但是农副产品、木材、药材等资源丰富,加上交通方便,离省城贵阳较近,就引起了外地商人的重视。每逢夏秋季节,商人云集,收购各种物资,然后转运外地,频繁的贸易交往,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本地工商业的发展。

  一、平坝城内市场分布

  解放前平坝县是赶溜溜场,县城赶“申、卯’,即申(属

  猴)为大场七天,卯(属兔)为小场五天。闲天的摊贩较少,开业的多为坐商。坐商都集中在小十字至大十字到黑神庙(现粮食局)一带。小十字至大十字多为绸布疋头店铺,大十字至黑神庙多是京果糖食店;大、小十字口为摊贩云集地方,出买香烟、干鲜水果和小吃食,南北街口有几家餐馆、鞋铺和旅店。肉案、蔬菜皆在黑神庙以下至天主教堂(现城关供销社).小十字口偶尔也有一两案肉。

  从大十字往北街依次的坐店大约有:汤兴成、汤少初的绸布店,黄仁俊的“维新昌号”绸布店,金荣章弟兄、黄正初、黄彰五叔侄、张子和、张文朝叔侄,王国敏等家绸布店。1938 年有杨仲怆、王运明等几个年轻人合资设了“恒利商号”起初他们雄心勃勃,有干一番事业的理想,改木柜台为玻璃柜台,兼出租自行车。“恒利商号”也曾兴旺一时,但由于股东思想不统一,经营不得法,斗不过奸商,不到三年就散伙了,在绸布行业中,“维新昌号”是资金最雄厚的首户,约有银元一万元左右,并在贵阳和湖南的洪江设有分号,经营绸布外,还暗地做贩运鸦片至外地出售。京果糖食店有“何兴盛号”,后又分设“兴盛祥号”和“兴盛荣号”两个分号,是平坝最大的糖食店。另有邱少荣、黄文郁、王保山、左少初的糖食干菜杂货店,韩春山的烟酒糖果店,还有余记“德兴荣号”土广杂货店,这些店都兼卖钱纸、鞭炮、香、烛等杂品。

  饮食店分布在南北两街:南街有汤全文开的“怡和园”餐馆(40年后迁北街),回族桂茂清、孙云山的牛肉餐馆;北街有王子斌的餐馆;平坝人孙文光开的“醉仙楼”餐馆,是满清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在大十字口为最早的一家,一九二六年迁移在小十字口。小吃食品多为流动性的小摊贩,多数是设在大、小十字口。有的是沿街叫卖,如碗耳糕.米团粑、汤园、甜酒粑和状元糕等。

  每逢赶场天,各乡村农民进城售卖农副产品,各行业的分布又有变动:钟鼓楼上西门坡为竹木枋板市,五德巷为鸡鸭蛋禽市,钟鼓楼下为板栗、葵花、花生、核桃、辣椒市,一小门前为粮食市,一小后门为牲畜、煤炭市,沿街直下小十字为杂粮、糠麸、神香、针线、贻糖市,现广播站门前为货币掉换和盐巴市、菜油市,关帝庙(农机厂对门)到小十字为土烟、土酒、红糖市,小十字到大十字为土布、百货市,大十字到黑神庙为京果香烟市,黑神庙以下到天主教堂为竹木成品和铁制农具市,其中夹有鱼虾市。

  东街原来比较冷清,1929年复种鸦片后新辟为鸦片烟市场。那时由孙家坡到大十字要爬二十七道石坎。鸦片烟市就从孙家坡脚设摊至洛神庙一带(现电影院)。每年四至八月为鸦片上市的旺季,临时性的各种行业纷纷到此设摊,可说百货汇集,要啥有啥。

  1938年,平坝城内场坝迁往东门外关厢寨赶集,各行业都到市场设摊,唯坐商无法迁出。但是,每逢场天下雨,农民都向城内跑,因摊贩设在露天之下无法营业。贩卖农副产品的人都集中在孙家坡至现文化馆一带,久之,即使不下雨赶场天到下午三点钟以后,人们仍习惯往城里搬迁,到城里贩卖土特产和农产品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,东街渐渐成为平坝县农副产品交易的中心,繁荣起来,较南北街更热闹。

  二、城内的垄断商场

  1940年以前,平坝经营疋头大布的约有七十余户,其中有坐商三十余户,摊贩四十余户。抗战时期,平坝迁来一些人口,也随来一些外地商人,外商主要是行商,后来改为坐商。湖南籍的张辟亮弟兄、邹礼彬弟兄、刘宝臣和两广籍的余耀兴、伍广兴、余永发等等都在北街开设了绸布、百货店。同时,收购土特产品和鸦片烟,到外地推销。由于有了以上种种原因,促使平坝县城的商业有了发展。

  平坝原商会会长任作舟为首组织了一个合股经营的“义顺祥商号”,店面设在大十字,其股东都是地主豪绅,主要经营花纱丝绸布、百货等,除门市零售外设有批发部,并在贵阳市广东街设有坐栈人员,随时报导行情,购进货物。如有一外地行商贩来一批土布,准备一次出售,但小商贩资金不足,单独个人买不起想相约来购买,这时“义顺祥商号”就四处放话,什么行情下跌,质量不好等,使别人不敢插手购买。而另一方面,义顺祥又以赊销方式抛售物资,以拉拢小商贩,使小商贩不光顾外商的货。外地商人住久了,堆栈费、保管费、伙食费的开销就大了,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只好忍痛减价出售给“义顺祥”。继而又兴起了以黄书年为首合股的“裕记商号”,开始企图与“义顺祥”争一雌雄,但资金不如“义顺祥”雄厚。黄书年原为军界人士,对经商之道缺乏知识,股东中的纨袴子弟也较多为门外汉,于是,商店维持不久也关闭散伙了。

  大米、食盐为民生之首要物资。在交通不发达的旧社会,山区人民食盐较困难,民谣有“黄金有价盐无价,斗米斤盐压死人”。当时,平坝吃的为四川块盐,每顿菜将盐放在锅里滚一滚,名日:化化盐。即使是大户人家也不敢浪费一粒盐,足可显见盐之贵重。平坝的盐业原为官办,后改为民间经营。有姚仁山、章吉武、王平阶、刘玉清等经营过,都是由四川自贡井用马驮运而来。抗战时期,改为凭票供应,即先在四川重庆购买渝票,然后再到自流井(自贡)进货。同时,食盐采用了计划供应,而任作舟以商会长的名誉勾结地方豪绅借官商合办之名,垄断平坝食盐。他们指派爪牙赵炳清常住重庆,垄断购买渝票,使别人无法插手经营,以至变成他们独家经营,先后将几家盐商排挤停业。然后,任记盐行就在平坝城关将卖盐改为凭门牌上的人口供应,使食盐更加紧张,由开始一个月一种价,变成三天一行情、五天一市价,而任作舟等还经常借故运输困难,无法供应,又借口渝盐提价,以抬高价格售卖,加重剥削广大劳动人民;而任作舟又暗地与伪联保主压陈培忠相勾结,于半夜三更由南门城墙偷放食盐,贩往紫云一带黑市高价出售。被群众发觉后,以王屏臣为首的十余人曾联名告到平坝县伪县政府及伪司法处,但任作舟利用贿赂手段,买通官府和原告,暗地私合住王屏臣,使官司不了了之。

  平坝的大米上市量大,每场约有一百多驮,每驮五斗约一百三十五斤。居民可随时购买,米商则购了运贵阳销售。抗战时期,转移到大西南的人口多,米的销售量也大量增加,这时南街豪绅梅绍先一手把持米市,一手拉拢控制米商余某、张某等为他收购大米,哄抬米价,囤积居奇。因梅绍先曾任过伪国民党小学校长和伪团防总理,在地方上有权有势,多数人不敢惹他。梅绍先心机狠毒,往往在谷米上市前,就暗中探试行情,如上市量大就指使其爪牙边收购边造谣米价大跌,使一些小本生意的商贩一时不敢插手,而他又指使另一批人,拿少部分米上市压价出售,将市场米价压低,他才到米市上去以低价大量收购大米。待他收购得差不多时,忽然又指使人大喊贵阳米价巳涨,而急需购米到贵刚销售的人,又只好出高价向梅绍先购买。所以,在米市上,人们只要一看见梅绍先上场,都十分痛恨,但总是敢怒不敢言。最毒辣的是梅绍先与奸商陈某合做粮单生意。那时,学校的老师每个月的工资是发一张拨粮单,指定到某地某地去提粮,以粮折工资,而一般老师所提粮食的仓库较远,往往一连跑三、五次都拿不到粮食,这就给梅绍先等剥削老师造成了机会。他们打八折价向老师购买粮单,又以高出一、二折的价转卖给农民,农民又向田粮处抵交田赋。梅绍先等就用这种手段从中牟利、剥削老师和农民,把持平坝的粮食市场。

  三、旧货币的掉换

  旧社会,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比较复杂。1938年以前,贵州省市面上全部使用硬币交易。硬币种类多,有大洋(壹元)、小洋(半开)、双角、单角、银毫和辅币卷之分;还有铜元,其中又分为袁大头(民元、民三)、满清龙板、四川汉板、云南滇板、外国银元。小洋全部是云南的五角币,其中又有满龙、半龙之别,还有双鼻孔、单鼻孔、尖尾、秃尾,唐三像半开,又分正面和反面。铜板有四川二十文、五十文的汉字大铜元,其它亦有各省铸的十文大铜元等等。银毫有广东、广西的广毫,也有各省的银毫。由于铸造时的含银量不等,在市面上的流通就出现了差距,市场上就产生了一种掉换行业。平坝约有十余家掉换商人。

  掉换价虽经常波动,但还有一比较稳定的比值,例如滇半开一元换铜板一百文,小洋是一元换大洋七元,大洋一元换铜元是一百三十五文。四川汉板以八折换大洋,云南滇板只能当二个半开使用,使用值为七折。平坝往上到安顺,多用半开、小铜元,但贵阳方向却不同,一律使用大洋、大铜元,不用小洋、小铜元。银毫如是广毫只能与小洋同价,其它各省银毫同大洋等价值使用。五个双边银毫可换铜元120文。商人在平坝地区做买卖,无论大洋、小洋、铜元、银毫可换的货币都得收,因为平坝是安顺和贵阳的中间县,假如做买卖只收一种货币,生意就无法做。由于各地对货币的使用不一,掉换行业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货币流通中转站。

  当时平坝的市价是:105个铜板换两个半开即一元小洋,135个铜板换一元大洋。大洋换小洋是:100个大洋换130元小洋或132元小洋。

  换掉行虽是蚂蝗两头吃,但行情变化大,大、小洋的掉换随时有波动,有时小洋换大洋要七折,有时八折或八五折。川板在商人需往四川方向做生意时,价值就较高可以同其它大洋等价使用。掉换中也有参假,其中有哑板,闷板、假板等,稍不注意就会吃亏。

  1938年,蒋介石的军队进入贵州,市场上流行伪法币,但其中有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,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等各行所发的不同货币之分。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的两种货币在市场上比较流行,起初100元硬币换伪法币还要倒贴一文钱(补进10至20个铜板),而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的货币,与铜板同等量交换,人们尚不乐意。以后出辅币,锑毫有五分二分之别,有双边单边等几种,不久市场上又出现了云南的大尾巴票。抗战时期,货币贬值,一天几个价,掉换行业都因国民党军队官兵强行掉换,多数只好关门暗地里去做掉换生意。

  1946年,全国性通货膨胀,伪法币一落千丈。国民党政府又颁发一种“关金券”,以一比二百五的比值出现。并限期收兑伪法币交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兑换,过期不再允许伪法币在市场上流通。引起了全国性的抢购商品物资,而国民党政府却不管人民死活,1948年又发行“金园券”,以二百五比一万的比值限期兑掉“关金券”。1949年上半年贵州银行又发行“银园券”,以一元比一万元的比值兑换“金园券”,但使用不久即收入库,不在流通使用,同时又发行五角、两角、一角、五分、二分和一分的锑毫。

 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,使市场上货币种名繁多,掉换、兑换价值混乱,导致市场萧条,民不聊生,群众痛苦不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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